春節(jié)向來是有關家庭的新聞富礦，年年相似，年年出現。近日就有一則：杭州一位女士，因為害怕父母“催婚”，定下了除夕夜飛往日本旅游的機票，準備和爸媽吃完年夜飯，迅即遠走高飛。而在她身后，是一個逃避春節(jié)“催婚”的群體，他們在節(jié)日期間呼朋引伴，在回家的方向上逆行，以逃避“情感負債”的壓力。

　　每逢佳節(jié)被“催婚”，或許會在節(jié)日期間以花樣迭出的形態(tài)反復上演。節(jié)慶團聚，多是平時相隔遙遠、價值觀差異巨大群體的短暫聚合，其間出現種種不適，也在情理之中。

　　以價值觀沖突的視角去解讀，作情感疏通的調解，是一種闡釋維度。但順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路，去探尋“催婚”的社會誘因，也能找到其他多元的解釋。

　　近段時間，一檔相親節(jié)目頗受關注。其中不少“奇葩”情節(jié)，如男方父母挑選未來兒媳婦的標準——傳宗接代、家務照料、有教養(yǎng)，被學者解讀為“家長無非是想給孩子挑選一份貌似穩(wěn)妥的姻緣，從而讓他們的后半生有所依托，而對方僅僅是這個工具化的家庭選擇中的一個道具而已”。其實，“催婚”不外是一個家庭選擇工具化的再現，婚姻在催婚父母那一代人的眼中依然是生活安穩(wěn)的重要保障，“催婚”是對這一保障體系建成與否的反復確認。催婚、代兒女相親、對子女配偶經濟基礎的強調，背后都順著這一思路：婚姻是個體價值、人生幸福是否可以達成的重要因素。

　　而社會中的一些情況，可能會加劇觀念差異的對立。比如就業(yè)市場，雖然屢經批判，但某些地方對女性就業(yè)、升職的暗門檻、天花板依然存在，常將女性的婚姻狀況、生育狀況納入職場考量，例如之前曝出的黃山某銀行要求女性員工孕前須向上級申請就是一例。那么在父母一側，自然希望子女婚姻、生育的過程盡快完成，以家庭的完滿彌補職場上的“天然劣勢”。而子女為求得職場的發(fā)展，卻不得不舍棄家庭的建設。如此，便構成一對張力十足的矛盾。

　　前段時間全國婦聯的一個調查顯示，53.3%的一孩家庭沒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孩子上幼兒園以前“幫助照料”的職責在中國多是由老人來完成的，而非專業(yè)的看護機構。對于父母一輩人，子女盡早結婚、生育，自己尚有充足的精力幫助照料孫輩，如此也就有了“催婚”的動力。

　　以上只是列舉諸多影響當今婚姻觀的一些因素。此外，還有諸如購房壓力下的家庭責任共擔，男女比例在某些地區(qū)失衡后的壓力傳導等，化用一句名言，催婚的家庭各有各的著急。

　　今天中國存在的“催婚”和“反催婚”的角力，有其積極的一面。至少，很多年輕人通過個體努力在家庭之外實現了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自給自足。包容的社會觀念和逐漸完善的保障體系，為有別于傳統(tǒng)的生活模式提供了可能。而這種自主選擇多在城市，要形成社會整體層面的轉變，并在潛移默化中消解兩代人之間的價值觀摩擦，尚需時日。

　　我們不否認催婚背后的文化思維，但文化的豐富性可以提供截然相反的選擇。從《孔雀東南飛》《西廂記》到“五四”時代青年走出“舊家庭”，這些婚姻自主的文化資源，也能構建起新的社會文化氛圍。厘清“催婚”背后的社會誘因，或許未必能短時間內消弭這一現象，但能導向社會建設的改進方案，通過總體的進步平攤一部分個體、家庭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