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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2014年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是否“破6”成為熱議話題。其實大可不必糾結于具體數字。人民幣匯率問題，可分為兩個子問題，一是高估還是低估，二是匯率將會升值還是貶值。前者是一個價值估測，后者是一個趨勢判斷；低估了未必就漲，高估了也未必會跌，兩者不是一回事。

　　筆者的觀察是，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之后的頭10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基本上是被低估，但是中國對升值持抗拒態(tài)度；到如今，人民幣匯率處于均衡甚至高估的位置，但是中國卻拒絕貶值。這個態(tài)度的轉變，反應的既是領導集體在治國理念上的差異，也是中國發(fā)展階段所面臨問題的變化。

　　先說低估和高估問題。一個直觀的體驗是，十幾年前中國人出國，都是大皮箱里邊連牙刷電飯鍋都帶上，因為國外的東西太貴。如今再出國，基本都是帶一個小包，回國前會在商場買兩個皮箱，裝滿各類商品，從電子產品到服裝鞋帽和藥品，去美國尤其如此。從商品和資產價格看，人民幣自2005年匯改以來一路內貶外升，土地和房產價格大漲，租金和商品的價格也經歷了持續(xù)上漲過程。按照一價原理，人民幣已然高估了。再看外貿，我們的貿易順差占GDP的比例曾一度達到10%左右，2013年順差近2600億美元，雖然絕對量仍然巨大，但占GDP比例降到2.8%，屬于國際上公認的正常區(qū)間。而且考慮到其中有不少順差其實是套息交易假冒的貿易順差，那么人民幣被低估的判斷顯然不再成立。

　　再來說說為什么中國政府對匯率的態(tài)度出現從拒絕升值到拒絕貶值的重大變化。剛加入世貿組織的中國，面臨很大的就業(yè)壓力，尤其是來自底層民眾的就業(yè)壓力。2005年匯改，決策者在“自主、漸進、可控”的思想下把人民幣兌美元的價格搞成“光滑的弧線”。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就在于某些行業(yè)的就業(yè)壓力。決策者讓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變化具有可預測性，就是為了照顧出口工業(yè)簽單的便利。

　　到了今天，就業(yè)難的不再是農民工而是大學生，中國制造業(yè)面臨的問題變成了招工難和環(huán)境資源約束，也就是說，低端制造業(yè)帶來的好處(就業(yè))趕不上代價(對國內要素的占用)。所以，人民幣升值的國內顧慮就小了。事實上，筆者在東南沿海調研發(fā)現，大多數民營出口制造企業(yè)都表示，每年小幅升值帶來的壓力可以通過增加自動化設備、提高效率、節(jié)省人工等方式得以消化。

　　仔細觀察2013年的人民幣中間價軌跡，我們不難發(fā)現央行在努力引導人民幣匯率穩(wěn)步向上走。為什么要這么做？從三中全會所體現的新一代領導人的治國理念來看，若要把市場的活力釋放出來，就要把那些人為按在低位的基礎性價格，比如水、電、交運、醫(yī)療等恢復市場定價。其好處在于捋順各類價格關系，釋放新的需求和投資，但是缺點是短期內物價上漲壓力較大。在此背景之下，如果能用人民幣的升值帶來的通縮效應，以緩解國內價格改革的通脹效應，那可謂一石二鳥。▲(作者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研究員和中國人民大學對外戰(zhàn)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