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建立到推進農村改革，許多重大決定的誕生，都離不開為決策者出謀劃策的重要力量——智庫。他們被稱為“影響決策的人”，無論是官方智囊還是民間智庫，總會受到領導層的重視：有民間智庫人士透露，在提交了一份有關改革的建議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曾在一天內讓辦公室主任打來兩個電話，表達這份意見的重要性。

　　智庫

　　英文稱“ThinkTank”，即智囊機構，也稱“思想庫”。

　　指由專家組成的，多學科的，為決策者處理社會、經(jīng)濟、科技、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問題出謀劃策，提供最佳理論、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機構，是影響政府決策和推動社會發(fā)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0家

　　據(jù)統(tǒng)計，以政策研究為核心、直接或間接為政府服務的“智庫型”研究機構達2000家。

　　課題 “命題作業(yè)”和“自選動作”

　　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的抽屜里，整齊擺放著38份得到中央領導批示的建議書。時間跨度從1981年到2013年。

　　84歲的高尚全記得，中改院的一份改革建議遞交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一天之內讓總理辦公室主任打來兩個電話，稱“這份意見很重要”。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則做了批示：感謝尚全同志的關心支持，請起草小組酌閱。

　　高尚全見證了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巨大阻力下把“商品經(jīng)濟”寫入決定；經(jīng)歷了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央最終采取了幾位“智囊”的意見，把“勞動力市場”寫入文件。

　　在30多年里，中國為政策出臺提供理論依據(jù)和策略意見的學者不計其數(shù)。無論官方還是民間，智庫如何為決策者提供支持，往往蒙著一層面紗。

　　一種比較常見的形式是中央和國家部委向研究機構交辦課題，“布置作業(yè)”。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對被北青報記者說，中心所做的課題，有的是中央財經(jīng)領導小組辦公室直接交辦的，有的則是與各部委協(xié)作。

　　比如該中心參與的“十二五規(guī)劃總體思路研究、十二五規(guī)劃指標體系研究”就是中財辦的課題。而像“中國低碳發(fā)展宏觀戰(zhàn)略研究子課題中國碳交易市場機制研究”、中改院承擔的“'十二五'改革規(guī)劃研究”和“'十二五'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研究”這樣的，則是國家發(fā)改委委托課題。

　　此外，研究機構自己會有大量的“自選動作”，結合特長對相關領域的公共政策進行研究。

　　中改院院長遲福林說，農村改革一直是中改院長期關注的話題之一。1998年，中改院的課題組提出了要盡快“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農村土地使用權”。十五屆三中全會決定起草期間，中改院遞交了這份建議，“當時擔任副總理的溫家寶進行了批示。最終我們看到，決議中采納了這一提法?！边t福林說。

　　內容 咨詢報告不超3000字

　　接受北青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學者表示，和一般研究的學術報告不同，智庫向決策機構提交的建議報告，必須簡明扼要，同時要提出站在全局角度的觀點，不為任何既得利益代言。

　　“寫幾十萬字很容易，但是要用2000到2500字把一個非常大的事情說清楚，是很難的。有時候，一句話就是一個重要觀點，可能決策就會據(jù)此而定，”倪紅日說。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主任慕海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透露，原則上每篇決策咨詢報告字數(shù)不超過3000字，其中送閱件的字數(shù)可以更短，可以是1000字，甚至是500字?！氨仨氈v管用的話，不講虛話，講反映自己判斷的話，不講照本宣科的話。”

　　倪紅日說，一般來說研究成果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以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廣為流傳的“383”報告為例，它作為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的一個重大課題，大概是兩年前啟動的，當時很多部門和研究人員都參與其中，最終形成了幾十萬字的成果。

　　渠道 民間智庫渠道不夠暢通

　　對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而言，有一點明顯的區(qū)別，是為決策建言的渠道不同。

　　一般而言，官方智庫可以通過內參或送閱件向上直接傳遞意見建議。

　　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jīng)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告訴北青報記者，2003年在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起草期間，他為起草組提供了關于建立現(xiàn)代產權制度的研究報告。報告完成后，他通過宏觀經(jīng)濟研究院交給發(fā)改委，再由發(fā)改委遞交上去。

　　官方機構不但傳遞意見的渠道暢通，也會比較及時地得到高層的反饋。據(jù)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官網(wǎng)提供的數(shù)字，2012年中心報送各類研究報告572篇，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對其中145篇報告做出批示271件次。

　　相比之下，民間智庫的聲音就不是那么容易反映到?jīng)Q策層。在遲福林看來，通過和媒體合作，可以把一些建議呈給相關部委和領導。

　　另外一個方式是舉辦高水平的研討會，也可以擴大民間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從而增加對決策的影響力。

　　以中改院不久前舉辦的“2013新興經(jīng)濟體經(jīng)濟政策論壇”為例，北青報記者在參會名單上看到，除了有來自四川、云南等25個省市地方?jīng)Q策部門的代表，還有商務部、外交部等中央部委的代表。在會上，中外多家智庫的學者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jīng)濟體的轉型、市場化改革等發(fā)表了看法，不少參會的官員表示收獲很大。

　　問題 官方智庫被指缺乏獨立性

　　在今年6月底召開的首屆中國智庫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多位與會專家認為，中國智庫發(fā)展將迎來春天，但也要看到中國的智庫仍存在獨立性不強、研究水平和影響力不足等問題。

　　在對中國智庫的評價中，“缺乏獨立性”是常見的批評聲音之一。國務院參事任玉嶺曾表示，中國大多數(shù)智庫機構，多是用皇糧養(yǎng)活的，是依附于政府的，正是由于獨立性的缺失，而使其影響力大打折扣。

　　倪紅日看來，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一直以來的傳統(tǒng)是突破“官本位”，追逐的是公眾和國家利益。“我們的研究人員是獨立的，不受輿論和中央領導觀點的左右。尊重的是事實和國家全局利益，堅持實事求是。”

　　以醫(yī)改為例。由葛延風領銜的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中國醫(yī)療改革評價課題組曾經(jīng)發(fā)布了一份報告，直言改革開放以來的醫(yī)改是不成功的，引發(fā)巨大反響。醫(yī)改由此成為全國上下普遍關注的首要民生問題。

　　目前智庫可分為：按公務員法來管理的智庫，參照公務員法來管理的智庫，全額撥款的事業(yè)單位智庫，自收自支的事業(yè)單位智庫。還有些民間智庫是在工商部門、民政部門注冊的機構和組織。

　　清華大學朱旭峰教授說，中國智庫不要用民間、官方的智庫簡單劃分。不要在思想庫身上貼標簽。

　　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丁元竹更是建議，要建立統(tǒng)一的市場，才能有智庫間公平的競爭。

　　障礙 新型智庫要突破“資金荒”

　　近年來，中國智庫在政府決策過程中逐漸發(fā)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今年4月，習近平對建設中國特色智庫作出重要批示，把智庫發(fā)展提高到了國家戰(zhàn)略高度，并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

　　遲福林認為，和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相比，中國的軟實力和硬實力并不匹配。智庫是一國軟實力的重要體現(xiàn)，中國應該從政策、制度安排等方面鼓勵智庫更多為國家決策服務。

　　據(jù)媒體報道，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在日前召開的“2013年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黨組務虛會”上，談到了官方智庫發(fā)展遇到的挑戰(zhàn)。他說，從根源上講，就是體制內管理和建設專業(yè)智庫的關系問題?！耙环矫妫行牡幕韭毮苁侵苯訛橹醒胫卮鬀Q策和政策制定提供咨詢服務，這個職能決定了中心不能去體制化。另一方面，我們對決策的影響越大，對智庫建設水平和專業(yè)化程度的要求就越高。”李偉建議，在體制內建設新型的專業(yè)智庫，有三個方面需要作出制度創(chuàng)新：一是人事制度，二是財務制度，三是統(tǒng)籌協(xié)調外部力量的機制。

　　在中國智庫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不少專家也提到“資金”對于智庫發(fā)展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說，在資金渠道上，要讓社會資金進入。中國機構編制管理研究會執(zhí)行副會長于寧指出，中國智庫不但要最大限度地爭取政府的資金支持，還要與基金會、公司、大學等非官方機構保持密切聯(lián)系，溝通研究信息，以更多地獲取各方資金支持。

　　渠道

　　智囊如何參與決策

　　1.智囊機構接到權威機構就某一大文件或研究課題任務

　　2.成為政治局集體學習的講課者，影響高層?；蛘呤苎麉⒓訉ｎ}座談會

　　3.國務院重大決策前夕，往往會在國家行政學院舉辦省部級專題研討班，結束時，國務院領導和學員座談，有關起草小組再根據(jù)講話精神完善文件

　　4.各部委研究機構會收到更具體的課題研究，有時候一年有三四百個。有時候在熱點問題上，還要接受臨時突擊性咨詢

　　5.一些內參可以送到中辦、國辦

　　6.學者在研討會某一觀點受到高層重視從而影響決策

　　故事

　　智庫的“興奮”與“遺憾”

　　在一次座談會上，遲福林給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講了一個故事。那是在一次去農村的調研中，遲福林看到一位老人只有一條腿，家里還有一位老太太臥床不起。他問鄉(xiāng)鎮(zhèn)干部這樣的家庭是否能得到補助，得到的回答是申請了3個月給了5元錢。“我當時和總理說，這事我聽了很心酸。農村應該盡快建立最低救濟制度”。

　　2006年，遲福林在參加溫家寶總理主持的“十一五”規(guī)劃座談會時，再次提到農村救濟制度的問題。當時規(guī)劃中寫道，“十二五”期間國家鼓勵在有條件的地區(qū)實行農村最低救濟制度。而遲福林認為，應該在“十一五”末期就在全國范圍內建立這項制度。

　　第二年，國務院發(fā)出了《關于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比原計劃提前了四五年?！拔覀兏械胶芨吲d。無論是不是我們提的建議起了作用，但我們的建議和中央的決策是一致的。”遲福林說。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卻有些遺憾。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在財政政策上面臨選擇：是繼續(xù)適度從緊，還是調整為適度放松。時任總理朱镕基，要求包括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在內的各有關部委提出建議。

　　“我們建議應該擴大國債?！蹦呒t日說，國務院采納了這個建議，擴大了國債發(fā)行用于基礎建設?？墒前l(fā)債是有界限的，雖然中央重視風險控制，但后來一些地方政府突破了限制，大量靠發(fā)債解決發(fā)展中的問題，導致債務規(guī)模不斷擴大。

　　倪紅日說，一些建議雖然在當時解決了問題，但如果智庫人員在政策跟蹤上做得不足，不能夠連續(xù)地提供決策建議，可能就會留下遺憾。